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等著作。

　　●如果降价是人治的产物，明年相关决策者换了，以人为本的注意力变了，今年获得的一切明年都可能失去，而且可能失去更多。

　　●根据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决策的法治化至少有四项标准：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科学论证、信赖保护。

　　１月１０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今年春运，铁路各类旅客列车票价将一律不上浮。而且今后春运，铁路客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近日来，这一决策受到了广大公众的欢迎。

　　高兴之余，人们也不免要问：铁道部的这一决策是如何出台的？这一决策究竟是法治的产物还是人治的产物？如果是人治的产物，值不值得我们如此高兴？如果明年相关决策者换了，以人为本的注意力变了，今年获得的一切明年都可能失去，而且可能失去更多。

　　当然，如果这一决策是法治的产物，人们也不免要问：法治对公共决策究竟有些什么要求？铁道部今年做出票价不上浮的决策如果是法治的产物，其去年做出票价上浮的决策是不是法治的产物呢？其他政府部门这些年做出的降价或涨价决策，比如公园门票涨价、电信服务涨价等等，是不是法治的产物呢？法治与降价或涨价的决策，并没有必然联系，总不能认为降价、不涨价即法治，涨价即人治吧？

　　那么，某一特定公共决策是法治的还是人治的结果，我们如何区分？

　　根据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决策的法治化至少有四项标准――

　　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是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往往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为了反映广大公众的意愿，避免决策者暗箱操作，防止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决策，法治原则要求公共决策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参与方式包括举行听证会、座谈会、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向决策机构书面反映意见，以及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体展开讨论、辩论等。某一特定决策有无广泛的公众参与，是衡量相应决策是法治还是人治产物的首要标准。

　　信息公开。这不仅指决策结果和决策根据的事后公开，更主要是指决策前和决策中，作为决策启动因素和决策法律依据、事实依据的信息的全面公开。没有全面、真实的信息公开，不同利益团体，包括生产者、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管理者等，难以在决策中公平博弈，公众参与就只能成为热热闹闹的“表演秀”，成为掩盖人治决策的障眼术。

　　科学论证。法治化的公共决策既要求决策的民主化，也要求决策的科学化，两者统一而互补。现代社会管理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决策稍有不慎，即可能导致经济、社会或生态环境的灾难。解决公共决策的科学性问题，显然不能仅靠一般的公众参与，而必须同时依靠专家参与。特定的公共决策必须组织特定的专家论证，且这种论证须全面而深入，有责任机制保障。

　　信赖保护。公共决策系政府决策，具有公信力。一经做出，政府即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因情势变化和公共利益需要而要改变原决策，也应贯彻比例原则，在多种可能的方案中选择对相对人利益损害最小的方案，并对相对人因决策变更而造成的损失予以公正的补偿。

　　回头再看铁道部“春运不涨价”的这一决策，正如一些公众所质疑的，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好事”，却未找到“好事的来源”。依据媒体报道的有限资料，我们很难了解该决策出台的整个过程，似乎没有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科学论证的迹象，恐怕只是领导层的善意决定――对公众多年来不满春运票价上浮而怨声不绝所做出的回应。当然，这样的回应算得上体察了民意，其决策也可谓“开明之治”吧。

　　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国务院于２００４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指标是公共决策的法治化。建立和完善法治化的公共决策机制的任务，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