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裁定，维持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裁定，驳回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以及他的家人王晓云、王晓军起诉《中国青年报》侵犯名誉权并索赔220万元的诉讼请求。作为当事者，中青报记者刘万永此时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之前的3月2日，在中国青年报六楼咖啡馆里，刘万永吐了个烟圈，然后摊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他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题演讲使用的幻灯片，开始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他采写阜新退休高官那篇涉讼文章的前前后后。

　　从确定选题到奔波采访

　　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王亚忱不断地讲述自己的功劳，还不停地感叹高文华不会做人，不识抬举，表现得很配合。

　　刘万永这样回忆：“2005年4月20日周三，《冰点》周刊按照惯例开选题会。轮到我发言，我有些犹豫地说：有一个退休高官，他儿女在公安局，和一名个体老板发生了纠纷，老板被关了11个月……话还没说完，当时的周刊主编大手一挥：‘别说了，赶紧做！’”就这样确定了选题。

　　刘万永先在北京采访当事人高文华。4月23日，飞到沈阳，采访了高文华的律师，参阅了12本刑事卷宗，对案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4月25日，又赶到抚顺，希望能够获得当地检察院的内部材料，但被拒绝了；4月26日上午，又分别跑到阜新市细河区和海州区检察院采访。

　　4月26日下午，刘万永来到王亚忱的办公室。

　　“应该说，采访王亚忱是个重头戏，我估计他会很警觉……便大大咧咧地通过宣传部门找到王，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对王说：‘我刚出差回来，领导非叫我来采访，我材料都没看完！’到了阜新商贸城王的豪华办公室之后，我还在不停抱怨我的领导不顾我死活。”

　　这个采访策略看来很成功，至少，王放松了警惕。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王亚忱不断地讲述自己的功劳，还不停地感叹高文华不会做人，不识抬举，表现得很配合。采访接近结束，刘万永问能不能拍照时，王还慨然应允摆了几个姿势。

　　“当然，也不能说我的采访技巧完全迷惑了王亚忱，而是他从心里认为，如果你对我不利，我完全有办法搞定！”刘万永说。

　　果然，王亚忱事后有所警觉。五一假期过后上班第一天，总编辑李而亮告诉刘万永：“说情的找到我了。”刘万永便把案子采访的具体情况向李做了说明，并表示案子很典型，材料很扎实。

　　“‘那就搞吧！’当时李而亮回答得毫不含糊。”刘万永回忆说。

　　文章惹恼退休高官

　　考虑到王亚忱的势力，一旦报道出现偏差，无论报社还是记者，都将陷入不利的局面。

　　2005年5月18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刊登在冰点周刊第543期上。几天后，王亚忱的女儿、时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晓云辗转找到《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说情，还说要请刘万永一起吃饭，被刘坚决拒绝了。

　　见这些招数最终都没有用，王亚忱的家人就跑到最高检察院举报刘万永泄漏国家机密；之后，又到团中央告刘万永“妄图用舆论杀人”。刘万永说，这些检举材料有一尺多高呢！

　　当时确实感到了一些压力。望着那一大堆团中央信访部门转来的检举材料，周刊主编告诉刘万永：“别理他！”周刊主编的回答，让刘万永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这次报道，刘万永两次受到间接恐吓，一次是一位其他媒体的同行朋友让刘万永不要跟这个案子了，“东北的黑社会你也是知道的”。一次是另一媒体同行通过刘万永的同事对刘万永说：“你不要再跟东北那个案子了，王家在阜新的背景你也清楚，王姐在东北的关系还是比较硬的。”

　　尽管周刊主编和记者刘万永没有特意提防对方的反扑，中青报和刘万永还是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

　　其实早在5月18日的周三冰点例会上，周刊就已经有了预感：“我们不仅要做好应诉的准备，更要做好败诉的准备。”考虑到王亚忱的势力，一旦报道出现偏差，无论报社还是记者，都将陷入不利的局面。然而，《中国青年报》还是顶住压力，发表报道，使事件一步步走向真相。

　　不久前，刘万永再次顶着压力跑到阜新，对案件进行跟踪报道，于是有了两个报道：《辽宁阜新“退休高官”案续：王亚忱等5人被逮捕》、《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

　　刘万永说：“一个报道出来之后，你会受到很多压力，你会被逼进这个事件的漩涡。报道出来，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很多盖子还没有打开，你没办法停手，我们现在报道揭露的问题还不到真相的十分之一，王亚忱的侵占也不是第一次。所以，以后我还会继续跟踪，直到真相大白，直到违法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刘万永是通过8月8日一家法制报报道得知中青报成了被告的。

　　在那篇报道出来的当天，就有两位律师来电，表示愿意提供无偿代理。

　　一个是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另一个是展达律师事务所的周泽律师。浦律师曾代理安徽阜阳市政协主席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侵害名誉权案等新闻官司；而周泽律师还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媒介法副教授，对新闻侵权官司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为多起新闻官司的被告提供过专家意见或撰文为被告辩护。人们认为，一起激烈的诉讼即将展开。

　　然而，官司并没有真正打起来。

　　2005年12月7日，北京市东城法院以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范畴”为由，驳回了三原告的起诉。法院裁定书上写着：“原告所诉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报道中涉及原告亲属的有关问题，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正在查处。本案争议的事实现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范畴。”就这样，诉讼突然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