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探讨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2017年01月12日08:11  来源:法制日报
 
原标题:法学界探讨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王人博

  朱福惠

  张广兴

  马长山

  许明月

  韩松

  龙大轩

  赵磊

  田国宝

  蒋浩

  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两重性

  □ 王人博 (《政法论坛》主编)

  中国法学的历史不过百年。而在这百年中,中国法学家真正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间并不多。1949年以前,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法学家职业所依赖的秩序条件都被抽掉了。这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外加不停的运动,法学家的研究被挤压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中国法学真正开启的研究和繁荣也就是这30多年的事。无论中国法学家如何睿智和努力,但这30多年的法学学术史状况到底如何,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恰当评判和反思的。

  中国法学研究尚属“年轻”,如何保持自己的创造性活力,借取异乡的“成熟经验”仍是中国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和条件。

  毋庸讳言,西方既是“现代法治”“法律科学”的原生之地,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现代法治知识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尽管非西方国家之间法政制度存在巨大差异,但无可否认的是,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制度都是得之于西方提供的术语、概念、范畴而加以表达的。就中国而言,诸如司法、行政、立法、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每一个具体的法政制度内部话语语汇都是由西方生产和供应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里,这些概念和术语是不存在的,相反,正是这些现代西方概念的引入瓦解了中国自己的古老制度和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西方,现代的中国就无法表达自己;另一方面,西方又是异于中国的一个“他者”的镜像。我们无论怎样援用西方的现代语汇,中西自从相遇开始就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它既源于制度的人为设定,更植根于彼此的文化和传统,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彻底丢掉自己的传统而生活。西方如此,中国也如此。语言是文化的基本符码,我们中国人只要用中文的方块字书写和思维,就会与西方字母文字的书写、思维存在着文化根基处的差异性。譬如,“法院”这个来自于西方的现代词汇,当它剥离了字母文字的语境而变成两个汉字的时候,这两个汉字所承载的就不单纯是西方的意义,“蛇蜕去了皮还是原来的那条蛇”,从这个层面说,西方必须从“师者”这个身份中退隐,成为中国的一个异己的对话对象。

  要关注中国现实情况

  □ 朱福惠 (《现代法治研究》主编)

  借鉴外国的理论和经验,要关注中国法治的现实情况,外国的理论是我们对话的对象而不是膜拜的对象,要有理论自觉,不要做外国理论的殖民地。同时,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外国经验,在借鉴外国制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观察外国具体的法律实践经验,注重外国制度后面的经验和理论,注重将外国经验与中国问题的结合。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有很多外国不曾遇到过的问题,用外国理论很难解决中国的这些问题,需要运用中国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

  什么是中国问题

  □ 张广兴 (《法学研究》副主编)

  大致说来,中国问题包含以下要素:一、中国特有的问题,或者虽然外国也存在,但问题中具有特别的中国元素;二、短期内不容易改变;三、对于法治建设或者法学理论有重要意义;四、是真问题而非伪问题。伪问题即不真实,或者无意义的问题。概而言之,中国问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二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中的中国元素。

  中国有许多外国没有的制度,也有许多外国没有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于当今任何国家。中国的信访制度、国家所有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中国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房屋产权乃至小产权房等,外国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和法律制度可以借鉴。

  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可能具有特别的中国元素。例如,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进程具有权力主导的特点,中国现在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各级政府在解决纠纷的机制中还有很重要的作用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我们许多法律的规定似乎不合理,但其中的中国元素使得问题的解决方式不能像外国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国越是成熟的制度,越是不能拿来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许多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进程产生影响。比较重要的制约因素,例如,我国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我国的传统文化,党的政策,社会发展阶段,大众的一般观念等。虽然各国的法律都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与中国并不相同。总之,中国问题具有唯一性、多元性、复杂性,试图简单地拿外国的理论或者法律制度来解决中国问题,注定是不可能的。

  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

  □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

  一是学术问题学术化。法学的学术研究固然不能回避政治,但也不能囿于政治话语,应保持基本的学术立场,反思、研判和分析当下法治建设的中国问题。这不仅是繁荣法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为国家法治建设战略提供理论资源的需要。

  二是西方理论中国化。近代民主和法治都源于西方,因此,我们离不开西方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然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世界也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因此,需要立足国情来探索可行的中国法治道路。这就需要对西方理论与实践中反映法治建设规律的有益成分进行借鉴吸收,进而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三是中国理论分享化。艰难复杂的中国法治建设,自然会形成相应的法治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这些中国理论与经验也体现着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规律。因此,可以通过对外交流,与发展中国家来分享中国经验,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和形成自主的“法治话语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也对发达国家的法治变革具有反思价值。

  四是学术研究互动化。当下中国的法学研究是学术会议多、研究互动少,职业共同体色彩浓,学术共同体色彩淡。基本处于“你不看我的、我也不看你的”的分散研究状态,“地盘”壁垒、重复性研究和承接性不足的情况同时存在。因此,需要增强研究互动,促进法学研究繁荣。

  五是学术研究规范化。有些研究成果行文很精致却得出一个常识性结论,有的则是运用很前沿的研究方法,但却“假、大、空”,没有“真问题”等。这些不规范的问题需要注意并加以克服。

  要注重多学科研究

  □ 许明月 (《现代法学》主编)

  法学的研究应该是法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应该满足社会需要,满足现时代的法治建设需要。

  我国的法学研究是从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比较多的积累,这是现实;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经济方面、社会观念等方面,这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法律问题,研究方法上应有所转变:一、从基础性研究转向问题导向研究,出现哪些问题,一定要关注;二、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内向型研究,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了解国外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和理论固然重要,但法治建设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三、立法论的研究。对于国外制度的研究,不能是纯介绍性的,而应当是立足于中国需要进行评价、分析和论证。要为中国法治建设,寻找素材,搭建框架;四、从单学科到交叉学科的研究。有很多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不具备其他专业的知识,很难解决法律问题;五、在民众意见方面,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揭示、解决问题。

  学习借鉴中

  要有中国立场

  □ 韩松 (《法律科学》主编)

  研究中国问题当然离不开对国外法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但如何学习借鉴就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

  首先,法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学问,对于具有较强意识形态的法学问题,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一是要守底线,不去宣扬和膜拜体现西方核心价值的宪政、人权思想;二是要有所作为,坚持创新,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对主张西方宪政、人权模式的西化理论进行斗争。  其次,对于民商事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外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在学习借鉴中,也要坚持中国立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弄清中国问题,弄清国外法学理论和制度的体系性,有所鉴别和分析,不能盲目崇拜,不能片面化地各取所需。有的在论证中以国外法学理论和制度为依据,以对国外资料的介绍代替论证,国外规定了的我们也要规定,国外没有规定的我们就不应规定,我国的规定与国外不同就按照国外的修改。这显然不是对待国外理论的科学态度。

  再次,到底是以理论优先还是问题优先,应当辩证统一地看待,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这对法学研究是有害的。

  例如,对中国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不能以国外民法中没有这样的理论和制度,来否定这个问题的存在不去研究它,也不能理论上还没有深入研究就企图从立法上解决问题。应当坚持两者的统一,在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切实解决问题。

  从中国自身文化

  去解决中国问题

  □ 龙大轩 (《现代法学》副主编)

  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与中国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同源的。法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正是研究领域亟待研究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其中强调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就是要解决法律制度中出现的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问题。当前,法制领域的问题较多,比如,道德与法律怎样结合起来进行治理的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问题,道德失范正日益肆虐:在职业道德层面,出现诚信危机;在家庭美德方面,孝道也越来越淡薄;在社会公德层面,自我中心主义泛滥,缺乏文明礼让;在个人品德层面,实用主义盛行,缺乏廉耻之心,三俗文化走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道德观念失去法律的支持,归根到底,则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的法律制度设计多引自西方,采用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模式,即道德的问题归道德管,法律的问题归法律管。这虽然被视为先进的法治经验,但却与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不相符合,以至于问题频出。

  中国人长期积累形成“犯法”的文化观念,只要是犯法,重则砍头坐牢,轻则打板子,而传统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又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人们不得不遵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近代以来,道德与法律分离,当有的人得知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会受到制裁,最多就是舆论的负面评价,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就大胆地去干,道德危机难以避免。所以,要解决中国问题,还得从中国自身的文化去研究中国问题,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

  法学研究要

  谨慎对待外国经验

  □ 赵磊 (《中国社会科学》主任)

  法学的学术滋养来源于实践,法学理论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应该扎根中国,直面中国现实。

  一是法学研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法学学者要不断发现问题,进而提炼出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命题,必须对何为现实问题、何为学术问题有较为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单纯就其自身而言并非学术问题,法学学者必须运用法律思维结合自身专业提炼学术命题。

  二是法学研究要谨慎对待外国经验。不可否认,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有许多可供我国借鉴的成功经验,但是,任何一国或地区的法律制度都是在其特有国情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国(或地区)的制度可以被他国照搬使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面对外国经验,一方面,我们必须做到准确理解其含义,并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国家对某一制度理解的差异。比如,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所有权是绝对的,坚持“一物一权”,而英美法上对一项财产可能会存在普通法上和衡平法上两种不同的所有权。如何理解“所有权”在不同法系中的含义和范围,便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移植某一外国经验时应该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改造或修正。

  三是高度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学术命题,依靠的是正确运用适宜的科学方法。就像我们要凭借高超的建筑技术才能把一堆石头搭建成一栋房屋一样,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我们进行法学研究的关键。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有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体系化建构的意识。

  一点感想

  □ 田国宝 (《法商研究》编审)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显然,如何准确理解这里所说的“问题”与“方法”,关系到本次研讨会的质量。从专家学者的发言看,不少人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将这里的“问题”和“方法”做了狭隘的解读,即认为这里的“问题”仅指我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不顾我国的国情生搬硬套外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问题,这里的“方法”仅指我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本次会议主题包含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而是相当丰富的,对这里所说的“问题”和“方法”应作广义的解读。这里所说的“问题”既

  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的问题,也包括微观层面的问题;既包括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实践方面的问题;既包括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包括政治方面的问题;既包括老问题,也包括新问题;既包括带有共性的问题,也包括带有个性的问题;既包括学术研究规范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学术评价规范方面的问题,不胜枚举。这里所说的“方法”也可以作多种解读,如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与对策论意义上的“方法”等。法学研究要

  研究中国的实际

  □ 蒋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法学期刊的选题与学术专著的选题应该有所区别,学术背景及事业单位决定学术期刊更强调文章本身的学术性,而作为企业背景的出版社,学术专著更倾向于作品的大量复制及广泛传播,即回归出版这个概念的本身属性。因此,学术专著的出版,我认为从学科的角度来讲,更适合选择法学基础学科或法学基础学科的基础理论;从出版方式来讲,则更倾向于法学体系书的写作方式,即作者通过自身对本学科的理解,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来系统阐述本学科各项制度以及相关概念的基本理论及学术前沿问题的作品,既体现学者的个性,又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也可以说这是未来法学教科书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应该提倡在英美法已经成熟了的判例、学说与原理的教科书或学术专著的写作方式,更应该尝试适合成文法体系的大陆法学盛行的法条评注的写作方式。以上两种写作方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既注重学说、理论,又关注司法实践及立法动态,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法学这门学科的实用性功能。法学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学术作品要关注并尝试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理论先行,服务实践,做到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为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目前这样的作品还是太少。

(责编:刘天宇(实习生)、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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