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他的家国情怀

回望乌老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为刑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乌老经常说：“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一直怀着回报党和国家的信念在工作，因此我用高度的责任感和责任心面对每一起案件。”到地方出差，乌老住的是普通的房间，穿的是俭朴的衣服，吃的是简单的饭菜，唯一不离身的是一台装满他亲自参与侦办案件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时刻想的是还有哪起案件没有破，案件侦办中还存在哪些纰漏，他常常告诫我们，侦办刑事案件要多琢磨，吃饭要想，睡觉也要想，才有可能发现线索，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乌老为刑侦事业奉献了一生，尽管退休了，但他想的仍然是刑侦事业的传承，惦记的是刑侦工作能否后继有人。他不仅长年奋战在侦查破案的一线，还注重在实战中发现和培养人才，注重传帮带。乌老一生教学授课无数，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我有幸是其中之一。记得2004年，我在黑龙江省厅刑侦总队工作，请乌老帮助指导侦办一起命案积案，当时乌老在吉林参与指导侦破一起1家7口被杀案，案件的性质还存在较大争议，他从吉林参与研究案件后直接赶去黑龙江，用随身携带的电脑给我看了吉林案件现场情况，我仗着年轻敢说，认为犯罪的动机是侵财。黑龙江工作结束后，乌老又赶回吉林，10多天后吉林案件破获了，犯罪的动机的确是侵财。乌老专程从吉林赶到黑龙江，问我当时认定的依据，我讲了自己的分析。自此，那几年只要全国有大的案件，乌老就带着我，有意识地培养我、锻炼我。在一些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我和乌老有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时会固执己见，他总是宽以待人、兼容并包，一切从实际出发，谁有道理听谁的。

2008年，乌老和我谈想要推荐我到公安部工作的想法。因为我当时已在黑龙江省厅刑侦总队任政委，个人发展前景较好，就推托说一年后再说吧。后来乌老又和我说了几次。2010年我被提拔为刑侦总队长后，工作比较顺手，和乌老交流时有意回避去部里的话题。乌老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部里面需要人，不能只想着自己，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听完乌老这句话，我立刻下决心追随乌老的足迹，传承他的刑侦事业，到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随后，我欣然接受组织调动，到公安部刑侦局从事侦查工作。报到后的第二天，乌老就在他的办公室架起投影仪，连续3天把多年来工作经验尤其是侦办爆炸案件方面的心得向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并把多年收集总结的大量珍贵资料留给了我。其间，从乌老的言行举止中，我隐隐感觉到乌老对刑侦工作深深的眷恋与不舍。望着乌老认真传授经验的神情，我倍感庄重与神圣，也深切体会到了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我暗自笃定信念，决不能让老一辈刑侦人失望。

2012年11月份后，乌老身体状况已不如前，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关注刑侦工作的发展，牵挂着重大案件的侦破，既盼望着我去看他，和他聊聊工作上的事，又担心影响我的工作，耽误我的时间，每次去看他，总是催促我抓紧回去工作。2016年，我分管命案侦破工作，顶着巨大压力和挑战，组织开展了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成功破获贵州凯里、甘肃白银以及广东深圳等几起久侦不破、影响极大的重大疑难案件，并带动全国各地陆续侦破了一批命案积案。那时乌老的听力虽然严重下降，但见到我时仍然十分兴奋，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并谈了自己对某些案件的看法，言语间流露出欣慰之情。

二是他的严格自律

乌老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不仅仅是他业务能力强，破了许多大案，更是因为他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乌老对原则的坚守、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在某些方面有些时候甚至到了让人感觉固执的程度。比如，乌老作为一名专家，年纪大，威望高，到一些地方研究完案件、讲完课，地方上希望送点土特产、保健品表达心意，但他坚决拒收，实在推托不掉，就原价奉还，对我也是一样。记得2005年夏天，他到黑龙江出差，穿的还是短袖，不料天气突然转凉，考虑到他的身体，我给他买了件260元的夹克衫，他问我多少钱，并反复索要发票，直到把钱给我才罢休。2008年乌老搬家，恰好我到北京出差，看到他用的书柜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比较旧，就想着送个书柜给他，800元钱，书柜到后他很喜欢，但坚持要发票，一定要把钱付了。后来我到部刑侦局工作后，每次出差回来，都会抽空去看看他，买点水果，也会习惯性地带上发票。2017年后，乌老身体大不如从前，视力下降得厉害，他才不再看发票了。

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乌老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从不愿意给组织、给基层、给他人添麻烦、增加负担。2005年他去黑龙江讲课，临行前在北京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跤，他硬是没和任何人说，忍着腰痛坚持把课讲完，回京后一检查，尾椎塌陷性骨折，在医院和家里躺了两个多月。为了不麻烦别人，乌老在近70岁时自己学习制作电脑课件，每次讲课前他都认认真真地备课并制作PPT，在课堂上也讲得非常详细，娓娓道来，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员，有时在讲台上一站就是3个多小时。2012年7月，我局在四川组织侦办苏湘渝持枪杀人抢劫系列案件期间，天气异常炎热，考虑到乌老年纪大、身体差，我们建议乌老多休息，关键时刻再帮着研究研究、出出点子，但乌老哪也不去，谢绝一切特殊照顾，全程参与案件研究，坚持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实地踏勘现场，这种敬业精神使所有参战民警深受感染、备受鼓舞。在70多岁的高龄，乌老每次到部里来，从不提前打招呼，拒绝车接车送，都是自己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最近几年生病期间，我多次询问是否需要单位帮助，乌老都说不需要，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家人、保姆陪同打车上医院。乌老备受疾病折磨，即便心脏疼得厉害，也从不和我们提起。

三是他的淡泊名利

乌老曾经多次对我说，作为一名刑侦专家，办案件，搞侦查，除了有悟性、有能力，对案件敏感外，还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他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衡量他人。这么多年来，他对刑侦事业贡献巨大，能力超强，在全国的知名度很高，但他对个人职务升迁从不计较，没有过一句怨言，只是一味地付出，甘做事业的“老黄牛”和奠基石。案件破了，无论自己做了多大的贡献，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一律放低身段，强调是集体的智慧，大家的功劳，从不揽功。在对人对事上，乌老也从不以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参照，一切以事业为重，高标准、严要求。当年乌老受部领导委托，从全国挑选培养对象时，各地毛遂自荐的也不少，事后他对我讲之所以选择我，主要是通过2004年吉林那起案件，发现我对刑事案件有一定的悟性，后来又陆续侦办了一些疑难案件，经历了一些考验，体现出了对刑侦事业的敬畏和责任，可以挑更重的担子了，才决定推荐我。在我走上公安部刑侦局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十分关心我的成长，也曾语重心长的告诫我，要廉洁自律，千万不能搞腐败，坚决守住底线。今年建国70周年，组织上让推荐首批共和国勋章的候选人，我们提议推荐乌老，他听后坚决拒绝，表示要让给年轻同志。我从论贡献论威望等诸多方面和他再三做工作，最后才把工作做通。